观点丨 有数字化而无转型：数字政府建设的悖论与求解

观点丨 有数字化而无转型：数字政府建设的悖论与求解

来源：bb体育app下载    发布时间：2025-04-03 00:22:54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促进政府行政、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通过一系列分析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提出数字化与转型的二维框架，将其分为止步不前、有数字化而无转型、有转型而无数字化、数字化转型四种类型。当前我国不少数字政府项目处于有数字化而无转型的状态，并大大制约了数字技术在政府部门本应发挥的变革潜力，其问题大多在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带来的双重失灵。为此，应藉由数字化来推动政府转型，通过制度建设与机构改革来保障数字化，并加强数字领导力培育。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政府建设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推进政府创新与改革的重要议题。2019年10月31日，中国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员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方法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隐私信息”。这是党中央在正式文件中较早将“电子政务”的提法改为“数字政府”的概念，也代表着数字政府建设得到更多重视。

　　2022年6月2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14号),提出“全方面推进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数字化转型”,并要求“坚持以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引领政府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政府建设支撑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与数字技术应用深层次地融合，推动政府运行更加协同高效”。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数字化转型受到广泛关注，但是数字政府建设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政府数字化转型，却还没有正真获得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从当前数字政府建设进程来看，数字化与转型是没有粘合在一起的“两张皮”,数字化有余而转型不足的问题极为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数字政府建设成效，也会影响数字政府建设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不少数字政府项目不仅无法赋能政府职能转变，反而带来“指尖上的”,增加基层负担并影响政府治理效能。因此，有必要系统研究政府数字化转型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与作用机制，为快速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依据。本文从概念上廓清了何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转型，分析了数字政府建设出现有数字化而无转型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时代口口相传的一个高频词，它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实则涉及许多复杂而微妙的内涵。比如，数字化同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有何异同?再如，转型意味着什么，是创新、变革、改革、颠覆、再造、重塑、重构、转轨、转变……?数字化转型是转型本身的数字化，还是数字化本身的转型?数字化转型是过程，还是结果?数字化转型是一个过程，还是持续不断的多重过程?数字化转型有进步，也有退步吗?数字化转型是转过来转过去，还是能谋求转型成果的固化?凡此种种，都说明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概念，需要深入探究并系统分析，否则就可能使人们误解数字化转型的真实内涵，也会影响数字政府建设成效。

　　需要说明的是，从这个术语的字面意义来看，政府追求的是“数字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而不是“数字化转型”(Digitalized transformation)。但是，考虑到当前中文世界压倒性地使用“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我们只可以舍弃“数字转型”这一更为准确的表述。当然，类似于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ve leadership)的概念，我们也可以提出变革型数字化的概念，而这显然同数字化转型是不同的指代。

　　数字化与转型不是一回事，不能一概而论或视为理所当然。但是，数字化与转型是并驾齐驱还是毫不相干?数字化与转型是先因后果还是互为因果?是转型带动数字化，还是数字化驱动转型?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吗?是“数字化→转型”,还是“数字化+转型”,亦或是“数字化×转型”?这样一些问题都意味着数字化转型需要得到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加以使用，导致以讹传讹和张冠李戴，既可能带来用户的误解和误导，也会使数字政府建设实践偏离数字化转型应有的方向。

　　相关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包括情境条件、机制与结果三个方面，其中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将情境条件与结果联系在一起。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涉及创新与整合两个方面，其中创新要素包括发展数字业务战略、推动数字创新、利用数字能力、加强数字领导、推动人机互动，而整合要素包括解放组织文化、增强技术的灵活性、发展数字化转型战略等。数字化转型的情境条件涉及组织、技术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包括组织架构的变化、组织绩效的变化、对组织环境的溢出效应。

　　公共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可以从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对象、过程与结果四个方面来分析，并探讨它们之间的反馈关系。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包括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其中外部动因包括环境压力(如公民、企业和政治方面的压力)和技术变革，内部动因则是物理和管理两个方面的需求。数字化转型的对象包括业务流程、服务、产品、内部及同用户的关系、技术与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包括对流程、文档、关系、服务、技术等的数字化，以及发展新的胜任力。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包括短期产出、长期结果与长远影响三个方面，其中产出涉及新服务、新产品、新流程和新技能，而结果则包括改进服务、改良流程、改善关系、打造数字环境等，影响方面是价值创造、组织变革、数字社会与民主原则等。

　　如何理解信息化、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等相关概念?有关数字化的概念不同，对应的阶段也不同。人们经常将信息化、数字化与数字化转型混为一谈，但是实际上它们之间有微妙而重要的差异[8]。信息化或数码化(Digitization)往往同无纸化与自动化联系在一起，指目录信息的编码与处理，通过二进制的数字格式存储信息，从而使计算机能够理解、处理和转换这一些信息。数字化(Digitalization)则集中体现在数据化，是数字技术对既有业务流程的数字化改造。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则是数字技术引入带来的组织整体变革，旨在打造全新业务模式。

　　从信息化到数字化再到数字化转型的三个阶段，分别意味着信息、流程和组织的全面转变，代表了数字技术对组织的渗透日益深化和泛化。也有学者觉得，可以从数据转换、信息处理与知识杠杆三个阶段，来区分信息化或数据化、数字化与数字化转型。从这三个阶段来看，这三个看似紧密相关且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差异是显著而根本的。

　　如果以图书馆为例，就能够正常的看到三者的巨大差异。图书馆的信息化指早期将书架上的书籍编目入库，使读者能够最终靠计算机检索、定位和借阅，而不再依赖传统的纸质卡片。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人类能扫描书籍并在线阅读，但是还没办法识别、提取和分析书籍所包含的信息。图书馆的数字化则带来了图书馆的运营、管理与服务流程的数字化，使图书馆能轻松实现全面自动化。同信息化和数字化这两个阶段不同，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则是图书馆的全方位数字化和在物理意义上的彻底消亡。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要打造一个互联、泛在与融合的数字平台。人们不再去图书馆借阅图书，但是却不影响人们通过电子书随时随地进行阅读。与此同时，读者可以阅读、标记和批注电子书，而出版商、图书馆和作者能够最终靠读者阅读电子书的反馈，及时获知他们的需求、偏好和期望，进而精准制定图书编辑和出版策略，为读者提供定制化的数字服务。

　　对照上述探讨，能更加进一步分析政府的信息化、数字化与数字化转型。政府信息化主要指电子政务，如办公自动化、管理信息系统、政府上网工程、政务新媒体等方面，这是我国在1990年代至2010年代的主要工作。政府数字化则是数字政府的主要议题，特别是2010年代以来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府数字化转型主要指智能政府，涉及智慧城市、数字治理、平台型政府等概念，是最近几年发展较快的领域。

　　恰如电子政务的早期阶段划分以及政府1.0、政府2.0、政府3.0的区分一样，对数字政府建设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既反映了不同世代的数字技术带来的影响，也体现了由此推动的组织流程、业务模式和治理体系的转型。当然，还有人提出智能化、数智化、智慧化等概念，以及由此打造的智慧城市、智慧政府、平台型政府等。他们都以为人工智能技术不同于此前世代的数字技术，是超越数字化的更高阶段，并意味着智慧时代的到来。但是，它们都可以视为数字化转型的细致划分领域或具体环节，从目前的理解和使用来看并不是特别需要另立门户和另当别论。

　　如何理解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于政府而言，数字政府建设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政府治理方式的整体变革。如图1所示，我们大家可以从数字化与转型的组合关系来理解数字化转型。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发生了吗?如果政府没有实现数字化转型，那么是数字化出了问题，还是转型出了问题?从2×2的四分法来看，我们大家可以将政府数字化转型分为四个象限。

　　第一种情况是既无数字化也无转型，那么就是无数字无转型的止步不前。为何会存在这样一种止步不前的情况?从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来看，组织有天然的惯性和惰性，并追求维持现状(status quo)而不是打破现状。

　　第二种情况是有转型而无数字化，即政府管理、服务与治理制度发生了创新，但非数字技术创新。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转轨就是典型的有转型而无数字化。换句话说，数字化并非组织模式转型的前提，但是数字化却可以使组织模式转型加快实现，或者达到没有数字化就无法达到的状态。在张口闭口就大谈数字化的今天，无需数字化就能轻松实现政府转型的情形有可能发生吗?显然，舍弃数字化而推动政府转型无异于开历史倒车，但是却并非毫无可能。当然，我们更应推崇和推动的是数字时代的数字化转型。

　　第三种情况是数字(不)转型，相当于有数字化而无转型，即政府实现了数字化，但是却并没有转型。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说明数字化本身出了问题，不是真数字化，而是伪数字化、假数字化甚至是反数字化。这也可能意味着转型本身出了问题，政府通过数字化装点门面，将数字化视为谋求合法性的一种印象管理，而并非在真正意义上追求转型。此外，数字化与转型之间出现解耦乃至脱节，使数字化与转型不能首尾相连，导致数字化无法带动转型。

　　最后一种情况是数字驱动的转型，即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建设的是一种数字形态的新型政府，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不能将线下的物理政府照搬到线上，而是需要借助数字技术来进行变革和转型。换句话说，数字化转型要求通过数字技术的引入和应用来推动政府自身的变革乃至革命，从而使技术与组织相适应，而技术与组织的融合也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数字化转型是怎么来实现的?上述不同形态的数字化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这些形态之间如何转换?从数字化到数字化转型的转换殊非易事，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面临心智模式与治理方式的“惊险一跳”。若无法实现这样一种转换，那么就会使数字政府建设停留在数字化阶段而止步不前，并很难指望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

　　从数字政府建设进程来看，当前处于数字化转型的什么阶段?毫无疑问，数字政府建设的领导注意力分配、财政资产金额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物力投入都是高强度的，但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性进展却堪忧。总的来看，政府运行依然处于有数字化而无转型的状态，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21年7月河南省郑州市发生城市内涝而出现的“救命文档”。彼时当地强降雨导致不少居民面临物资短缺、缺医少药的紧急需求，而政府重金打造的智慧城市项目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应有的救援。反倒是热心的大学生通过免费在线共享文档提供的志愿服务，及时对接应急救援的供需双方，为受灾居民解了燃眉之急，也使救灾物资和人员能够高效调配。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不同功能模块和业务领域的数字化进程不同，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也不同。比如，政务服务与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相对较快，出现了“帮办”“代办”“集成办”“网上办”“掌上办”等创新服务模式，使公民和公司能够“最多跑一次”“一件事一次办”“高效办成一件事”。但是，政府决策、运行与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还未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同前数字时代相比依然没有明显改变。不少数字政府项目“换汤不换药”,只不过将纸质表格转变为电子表格，而其背后的政府职能及其运行模式并没有丝毫改变。

　　从政府办公自动化来看，数字化转型长期裹足不前。政府办公自动化是电子政务的最早期产物，办公自动化希望实现政府办公和政府运行保障的无纸化、自动化和数字化，使公文流转、文件签批等在线完成，省却人们面对面办理要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从当前政府办公的常态来看，政府部门依然停留在手工作坊式的原始状态，和办公自动化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期间流行起来的居家办公、远程办公或混合办公，带动了一批数字办公平台的研发与推广，但是并没有在后疫情时代延续下来和发展起来。在疫情防控告一段落后，政府部门重新恢复了过去的线下办公模式。相对来说，混合办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较为流行，在不少部门甚至成为工作常态，以至于国家领导人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发布命令要求员工返岗办公。

　　举例来说，当前不少企业使用的网络招聘与在线申请系统，虽然不一样，但是多数都和20多年前并无二致。求职者在线投递简历，需要逐项填写有关信息要素，并为了更好的提高胜算而大面积撒网地“海投”。也有一些企业和招聘网站提供简历解析功能，使求职者可以上传简历文档，智能提取有关信息要素，省却了人工填写的负担和烦恼。从企业来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筛选求职者的简历，但是面临成百上千的候选人，传统的人工筛选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错。按照特定信息要素的标签进行智能筛选和打分，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和节约人力，并提升简历筛选的精确性。但是，在数字技术准备就绪的情况下，为什么人员招聘领域没再次出现这样一种预期的转变?类似地，我国各级政府都组织公，坚持公务员“凡进必考”,但是数字技术在进步，公的报考、笔试、面试和阅卷有何变化?为何没发生变化?如何能够推动改变?

　　显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问题不在于数字化而在于转型，不在于数字技术而在于政府自身。一个相关的例子是不少政府机关的办公大楼入口，一面是可以人脸识别的智能摄像头在运转，另一面则是看门人要求访客在纸质登记簿上手写个人隐私信息。这就像尤瓦尔·赫拉利在其《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当人们从石器时代走向智能时代时，至关重要的是人的思维模式转变以及如何通过数字技术驱动组织变革。

　　为何数字政府建设是有数字化而无转型?政府数字化为何没有带来预期的转型?数字政府建设是政府主导的，往往通过企业外包而实现，因此能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两个方面来探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迟滞不前。

　　从政府失灵来看，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都没有正真获得根本性解决，并且日积月累，形成了难以根治的问题丛林。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分散建设与重复建设的状况改变了吗?信息孤岛与数据烟囱减少了吗?数字政府建设存在的推倒重来与另起炉灶的问题解决了吗?数字政府建设经常发生的下动上不动与上动下不动的问题有所改变吗?数字政府建设要实现的“三融五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能轻松实现吗?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中，是人工多于智能吗?数字技术获得执行了吗?这些老问题与新问题叠加在一起，使政府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意义深远而又困难重重的组织变革，需要领导者通过持续不断的引导、沟通与支持来引导变革。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领导者要能够树立令人信服的组织愿景，在面临挫折和困难时组织动员，并能够持之以恒地坚决推进和全力保障。数字化转型需要数字领导力，而数字领导力不足是制约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挑战。在数字思维方面，不少领导干部依然停留在伪数字化与假数字化的思维观念，偏爱线下面对面沟通，而没有转换和拥抱数字模式。很多领导干部不具备基本的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具体负责数字政府建设的职能部门缺编少人，有关技术人才严重匮乏。与此同时，数据管理机构面临跨部门协调难的问题，财政紧缩与不断高企的财政支出使数字政府建设捉襟见肘。

　　数字化转型既取决于政府的决心、观念与能力，也同参与数字政府建设的企业密不可分。政府数字化为何没有带来预期的转型，同数字政府的市场失灵有很大关系。在数字政府建设领域，存在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政商关系难题。

　　理论上来说，作为“甲方”的政府部门能自由采购作为“乙方”的公司可以提供的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并能通过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而“货比三家”,优中选优。但是，受制于政府采购与招投标本身的制度缺陷与程序漏洞，数字政府建设项目经常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无论是领导干部“打招呼”,还是“围标”“串标”,亦或是暗箱操作或权钱交易，都使数字政府建设项目成为企业眼中的“一块肥肉”,也推动不少互联网公司从面向消费者(2C)与企业(2B)的市场战略走向以政府业务(2G)为主。换句话说，不是最理想的供应商的最佳方案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垂青，而往往是次优甚至是以次充好。这使数字政府建设充满不确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数字化转型。

　　当前中国互联网行业依然存在寡头垄断乃至“一家独大”的现象，而围绕这些“互联网大公司”的是成百上千的中小企业。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系统”或“××系”,他们“一核多极”“抱团取暖”,形成了一股可以在互联网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力量。这往往使政府部门很难具备强有力的议价能力同这一些企业进行博弈，也往往使数字政府建设被企业“牵着鼻子走”。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使不少互联网公司扮演了政策企业家的角色，推动数字政府建设项目启动和落地,同时也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但是，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其消极的另一面，即由此导致的“企业说了算”的市场格局，以及对数字政府建设主导权的威胁和侵蚀。

　　更为重要的是，同别的产品和服务不同，数字政府建设是持续性很强的一整套技术服务，需要长期技术更新和驻场服务，政府部门往往很难终止和更换供应商。数字政府建设的技术上的含金量慢慢的升高，政府部门往往缺乏足够的专业方面技术能力做评估和甄别。不少企业都在筑牢“护城河”,试图低价中标并持续垄断数字政府建设项目。随企业参与的数字政府建设项目日益深入到政府的内部核心业务模块，政府部门几乎难以摆脱企业，越来越对企业形成强依赖性。这使政府数字化转型既面临政府自身的惰性，也遭遇作为供应商的企业的阻挠。

　　当前如火如荼的数字政府建设要关注有数字化而无转型的问题，避免数字政府建设的。基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状况，在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时，要切实关注政府部门是否真正朝着数字化的正确方向迈进，以及转型是否得到数字化的助推而加速推进。

　　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来看，重点是藉由数字化来推动政府转型，通过数字技术应用驱动政府变革。数字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数字化这一手段来达到转型的目的。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也需要通过转型来促进数字化，通过制度变革来为数字化保驾护航。

　　首先，数字化转型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数字化而实现的转型，因此如何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回归转型的初心，是需要迫切关注的课题。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转型不必非要通过数字化来实现，没有数字化也一样能带来政府的转型。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要避免神化数字化，因为数字化并非转型的万灵药，而政府转型也不是非数字化不可。在数字政府建设的过程中，要关切数字化是否触发和引致了政府转型，更多从转型与否和转型程度对数字政府建设成效加以评估。

　　有学者对纽约市的智慧城市与治理创新进行研究，发现它不能以技术为中心，而要以政府部门为中心，将数据、制度情境、领导与决策、网络与协同、组织架构与文化、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更紧凑的同心圆。数字政府是数字化的政府，是三分数字七分政府，而不是本末倒置的七分数字三分政府。因此，数字化与转型之间并非单向关系，而是双向互动关系。

　　政府数字化转型意味着线上线下相结合，实现政府的虚实融合。数字政府建设使政府从线下走向线上，而这一转型既要对线上应用功能优化，也要通过线上应用带动线下转型。数字政府建设既要助力政府通过数字化手段履行其既有职能，也要通过数字化来改变、再造和重塑政府的结构、职能与履职方式。唯有如此，才能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来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

　　其次，数字化转型既意味着数字化赋能和加快政府转型，也代表着要通过制度变革和机构改革为数字化加强保障。不少潜力巨大的数字技术没有正真获得政府部门的垂青，或者引入而未得到实质性应用，因而并没有创造应有的价值。数字技术的应用之所以不足，同相关制度保障缺失有很大关系。比如，电子签章的相关加密和安全技术日臻完善，但是由于缺少全国统一的相关制度，电子签章的应用和推广情况并不理想。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是数字化，而数字化既同数字技术本身有关，更主要地同支撑数字政府建设的平台和制度有关。

　　未来要通过政府转型来推动数字化，通过制度转型推动政府数字化。政府数字化转型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与挑战，也需要更强的动力与能力。因此，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政府职能转变、结构调整与流程再造，推进政府的自我革命。特别是要关注政府的人力、财力、技术、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能力强化，使政府数字化转型能够启动、持续和生效。要加强制度重构的前瞻性与引领性，通过数字平台、系统、数据、技术等方面的制度创设，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随着党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统一领导日益加强，党的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也要提上日程。要关注“数字政党”或“数字党务”的建设，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党政机构改革与跨部门协同，通过政府办、发改委、经信委、网信办、数据管理局等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形成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一盘棋”。

　　再次，在数字政府建设的进程中，领导干部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政府数字化转型也要关注如何培养数字领导力。如果领导干部能够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取向，采取适切的数字政府建设方略，那么就可以有力推进数字化转型。要避免领导干部对数字技术的误解与误用，导致数字化过度而转型付诸阙如的困局。电子领导力或数字领导力是一个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概念，指领导干部在多大程度上具备通过数字技术及其应用来进行决策、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党政领导干部的数字领导力涉及数字思维、数字观念、数字素养、数字技能等方面，关乎他们对数字科技、数字化的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安全、数字生态等领域的认知，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的高度、方向、进程与成效。调查发现，当前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对互联网技能较为熟悉，但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要加强政府自身的数字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撑和人力保障。为此应通过干部培训、经验交流等方式提升领导干部的数字领导力，使他们可以有意识和能力来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

　　最后，要历史地看待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数字化转型，并通过历史汲取未来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正是站在历史的基础和高度之上，政府数字化转型才得以持续推进。时至今日，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02年，中国政府在正式文件中首提“电子政务”,并启动一系列电子政务建设项目。2013年，“互联网+”“放管服”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推动数字政府建设。2022年，国务院出台有关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为数字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通过电子政务与数字政府的发展历史，我们大家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政府数字化转型也能够从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得到启示，数字政府建设是危中有机，也可以转危为机。无论是2003年“非典”,还是2020年“新冠”,这些公共卫生危机都为加速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契机。当危机来临时，传统的常规路径不再灵验，唯有尝试和探索新路径，才能处置和走出危机。在常态无法应用的“颠覆性科技”,在危机时期迎来了难得的“机会窗”,也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特别是新冠疫情危机带来的变与不变，也预示着后疫情时代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新趋势。

　　本文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悖论进行了分析，重点考察了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导致的有数字化而无转型的问题。虽然数字化转型是人人追捧的热门词，但是未来应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研究，并为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首先，数字化转型是一个“舶来品”,西方实践界与学术界进行了大量探索与研究，还需要结合中国情境进行探究。比如，如何对政府数字化转型概念化?如何测量和评价政府数字化转型?如何解释政府数字化转型?这样一些问题都值得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研究，提炼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政府概念与理论。更重要的是，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数字技术企业和社会公众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不完全一样，有必要研究他们如何理解和感知数字化转型的。要关注不同行动者为何会对数字化转型产生认识误区和理解盲区，并研究怎么样通过行为科学的政策干预来推动他们形成对数字化转型的合理认知。

　　其次，政府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大量成功与失败的案例，有必要深入研究这些案例，探究其成功与失败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毫无疑问，政府数字化转型失败的原因未必和成功的密码是一一对应的(比如，导致政府数字化转型失败的原因如果改变，未必就会带来成功),而这样一种非对称性也恰恰意味着需要研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通过个案分析和比较案例研究，有助于明确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及其组合关系，并为逐步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更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最后，政府数字化转型既需要宏观政府整体的评估与分析，也需要微观具体项目与场景的探究与解释。在宏观层面，需要评估目前各地区、各层级和各部门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处于哪个阶段，并解释不同时间、不一样的地区和不同部门在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差异。在微观层面，需要研究具体的数字政府项目是如何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以及实际应用场景中的数字化转型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宏观与微观的研究，对政府数字化转型形成立体化的刻画与解释，并为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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