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出于保证政治忠诚和道德纯洁性为目的的干部档案开始，新中国的人事档案多次演变，有过辉煌，也遭受过毁灭，才有了如今的庞大规模。但因为管理制度发展方面的滞后，本应具备主体地位的人事档案，终冷落于越来越灵活的就业市场。

　　时至今日，人事档案与个人具体工作上的能力并无多大关联，这与人事档案最初诞生时的时代背景类似。

　　建党初期，出于保证入党、入团人员的政治忠诚和道德纯洁性，以及保护党员、团员的目的，要求各区执委会开始对党员、团员进行登记和统计。

　　这在1940年7月15日中央发布的《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一文中，可窥一斑。《指示》开宗明义地表明：干部的品质是否纯洁，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当，对于保障党的路线之执行，具有决定意义。《指示》还提及，我党过去在审查与考察干部方面，重视程度不够，要求全党今后必须加以严重的注意。

　　不过，那个阶段，尽管中央意识到了人事档案的重要性，但迫于当时革命战争的严峻形势，正规的人事档案制度，始终未能完全建立。

　　此外，即便是最初形成的小部分党团员登记和干部基本情况簿册，也随着一段时间内，中央遭遇暂时的挫折，在转移过程中，受到损毁和失散。

　　可以说，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不断得以巩固和发展，人事管理工作才逐步走向正规，人事档案材料，也才大量产生。

　　1940年7月，中央要求各中央局、省委、地县委和各部队政治部、组织部之下“设立健全而有能力之干部科”，干部科的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干部的表格、履历、证明书等人事文件材料。实际上，早期干部档案几乎就是人事档案的代名词。

　　一个月后，中央组织部又要求各地方、各部队应将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的档案材料，“陆续送交中央组织部汇存”。从此，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普遍建立起了干部档案，并开始形成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上级报送干部档案的制度。

　　此时的人事档案，大小、式样并不统一，项目也有多有少，主要涉及登记者的基础信息，以及对党、团与政治形势的看法等。

　　据资料记载，当时的档案整理，多采取按人集中，再将档案材料分成表格、考核、反省、自传、鉴定、信件等类别，每类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列，然后将一个人的材料，用细绳或鞋带装订成册，放入档案袋中。“一般是一人一袋，材料多者，一人数袋，在档案袋上写上姓名、编号，袋内有目录，登记每份文件名称与内容。档案袋依干部的姓氏笔划排列，放置在木箱内”。

　　至于档案的转移，则是“档随人走”，人到哪里，档案材料也由本人带到哪里。“如果人事档案材料没有携带至新的单位，则无法分配到新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人事档案工作一度进展缓慢，问题颇多，主要体现在人事档案残缺不全等方面。

　　据资料记载，1952年5月，一家单位档案室保存的干部档案，只占本单位应管干部总数的36.9%。

　　即便是有档案的干部，其档案本身，也是材料贫乏。当时，学者曾对727份已整理好的干部档案进行全方位检查，发现有自传者仅占26％，有鉴定者占28.6％，有入党材料者占2.6％，有奖惩材料者5.9％，有历史材料者10.4％，有其他材料者9.6％，其余均只有简表。

　　为了改变这样的情况，组织、人事部门提出，应把整理和充实档案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有计划地将所管职务名单内的干部档案全部收集齐全。“如遇档案或档案内容极不充实者，应从速收集或本人填写基本材料。”

　　这一阶段，人事档案材料的收集范围，也开始丰富起来：除了此前需要出示的基础信息、背景、出身等材料外，发明创造、学术著作、理论学习笔记、毕业证书等，都成为了必须存档的材料。

　　此外，对于人事档案材料的转递，也有了新规定，比如，干部调动一般不自带档案材料，如必须自带时须附转递档案材料信，将档案材料密封，并在介绍信上注明携带有干部档案材料，以便查对等。

　　1956年8月，第一次全国干部档案座谈会召开，这次会议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干部档案工作的法规《干部档案管理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暂行规定》的诞生，也标志着我国人事档案工作开始向正规化方向迈进。

　　可以说，相比以往的人事档案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比如在人事档案材料的转递上，规定：干部工作变动时，档案正本一律不可本人自带，须由机要交通转递。干部成批调动时，可指派专人携带。而对于档案材料的副本，可由机要交通转递，也可装封加盖密封章由本人自带。转递干部材料时，需办理严格的手续，发出机关填写“干部档案转递单”，收到档案的机关依据点收，将回执盖章后退回转出单位。

　　在第一次全国干部档案工作座谈会的推动下，1956年到1966年的干部档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10年里，甚至按照干部档案管理的方法，先后还建立了工人档案和学生档案。

　　极其可惜的是，人事档案工作历经这10年建设黄金期后，终究因“文革”爆发，毁于一旦。

　　文献记载，当时，档案馆遭受冲击，档案室被“占领”，“他们以抢黑材料为名，劫掠人事档案，随意隐匿和销毁，使档案材料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他们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利，采用卑劣手段，在人事档案材料上乱加批注，并将一些不实之词塞入人事档案，既破坏了档案的历史原貌，损伤了档案的价值，又使人事档案内容杂乱，没办法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他们迫害档案干部，使许多档案人员遭到斗争和打击，大批工作人员被调离、撤换，把档案工作队伍搞得七零八落。”

　　直至1980年2月，第二次全国干部档案工作座谈会召开，人事档案工作，终于再度迎来春天。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加强干部档案工作的意见》《干部档案工作条例》《干部档案整理办法》等文件经过讨论和制定，并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收集和补充新材料，改变档案材料老、乱、散、缺的现状；对干部档案普遍进行一次清理和整理；把必需的各种规章制度加以恢复、建立和健全起来，使干部档案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等。

　　这10年间，人事档案建设亮点不断，比如，学历和专业培训材料、任免、工资待遇材料，出国工作、考察、学习材料等内容，都写入了人事档案。

　　可以说，1990年12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干部档案工作座谈会，延续了第二次座谈会的内容。但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由于市场经济逐步通行于中国，以往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人事档案制度，此后逐步开始变成掣肘。

　　这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慢慢的变多的干部职员纷纷下海，这些人员不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其新单位，又可能不具备管理人事档案的能力和资格，若其人事档案无人管理，不仅对其今后生活学习会造成不利影响，也会使社会对这些人的管理，得不到落实。

　　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1991年3月，中组部对流动人员的档案管理，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通过劳动部门就业的干部，其档案归劳动部门保管，或转人事部门所属的人才流动服务中心保管。

　　此后，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概念，逐步扩张：辞职或被辞退的机关工作人员、待业的大中专毕业生、自费出国留学人员、非国有企业聘用的专业方面技术人员等，都进入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序列。

　　但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变革，终究没有跟上经济环境变化。一些表现是：人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会比较低；流动人员、企业职工的档案管理薄弱；“弃档”现象逐步严重等。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事档案，在今天的招聘单位和应聘人那里，也确实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这更给人事档案管理制度的未来变革带来难题。